吴月华
一般人谈到香港旧电影，第一个出现在脑海的画面多会是五、六十年代的粤语片或戏曲片，又或是邵氏、电懋片厂出品的国语片，但其实战前香港已出产超过五百出香港制造的电影，超过九成的制作是粤语片（见表），可谓盛极一时，但大部份战前电影不是毁于战火，便因保存不善，已消失于历史洪流之中，无法得覩其风貌。然而，我们仍能从一些仅存的电影和大量的报纸、杂志、电影宣传刊物等文字和图像资料重寻这个年代的景况。从这些资料，我们始发现战前香港电影业的景象比我们想像中多元化和精彩得多。
香港战前剧情片产量一览[1]
年份
默片数目
粤语片数目
国语片数目
总数
191430031924100119253003192640041931300319322002193322[2]04193476013193513003119360480481937085085193808438719390123412719400846901941072[3]678 2653419579 4.5%92.2%3.3% 资料根据《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1914-1941）》（增订本）计算。
战前香港电影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默片时代（1914-1932），这个时期香港没有条件发展成一个电影制作中心，只有少量的电影出品。有声电影制作条件成熟，语言成为区分有声电影的重要元素，粤语是华南和战前海外华侨的主要方言，1933年香港与及上海、美国、泰国等地开始制作粤语片，大受欢迎，掀起了粤语片的制作热潮。国内不稳定的局势，让殖民地的香港在因缘际会下，代替当时华南的文化中心广州，成为了粤语片的制作中心，使香港电影业进入第二个阶段——香港电影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可是一浪接一浪的时代激流朝着这南方的小岛袭来，先是国民政府对电影的审查制度，令发展中的粤语电影市场受到威胁，但接着日本侵华事件，却令避走南方与及以香港作为抗日宣传基地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同时汇聚香江，让香港电影工业走向多元化的发展。可惜无情的战火逐步逼近，有能力的影人开始无奈地撤退，艰辛经营的一切最终毁于日军登陆之时。
香港电影第一步「香港制造」的剧情片始于何时？
要细说香港电影业的故事便要从二十世纪初说起。1897年香港已有电影放映活动的记载，1910年代香港已成为荷里活电影的东南亚发行中心[4]，因此在还没有香港制造的电影时，香港华人对电影毫不陌生。1913年，原本从事电影发行的乌克兰籍美国人班杰明･布拉斯基（Benjamin Brodsky）在香港拍摄风光片，看准中国的电影市场潜力，在港开设华美电影公司（Variety Film Exchange Co.）和华美电影制造厂（Variety Film Manufacturing Co.）（见图一），希望拍摄一些适合华人市场的剧情片，于是与一群本地受过学校教育的年轻人合作。布氏作金主，提供资金、器材和场地，又在美聘请摄影师万维沙（Roland F. Van Velzer）来港作电影制作技术支援，而黎民伟、罗永祥、黎北海和梁少坡等香港年轻人则负责创作和演出的部份。1914年，万维沙和这群年轻人制作了四部短片：《庄子试妻》、《瓦盆申冤》、《偷烧鸭》和《艇家的梦想》（另一说法是《不幸儿》）。[5]据说部份短片曾在香港一间外貌像火车的电影院幻游火车上映，其后由布氏带往美国放映（亦有说只在美国放映）。[6]影片拍摄后，万维沙离开香港，黎民伟等人希望自资独立制作电影，便委托万氏在美购买摄影器材来港，然后一起合作拍片。可惜，万维沙回美后，因被妻子告重婚，再度来港的计划便告吹。[7]
图一：位于现今弥敦道的华美电影公司和华美电影制造厂。
融资拍片黎民伟等人可能因技术不足或其他原因未能再进行新的电影制作计划，此后差不多十年也没有其他香港电影制作的记录（见统计图一）。直到1923年，黎北海和黎民伟兄弟以招股方式筹集资金，成立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见图二）[8]，可惜片厂因政府不发批文，无法展开拍摄工作。黎民伟只好一方面到各地拍摄包括孙中山北伐、梅兰芳京剧演出等纪录片，一面筹拍剧情片，最后移师广州才能完成故事长片《胭脂》（1925）的拍摄。约在同期，由卢觉非、陈君超等十多人创办了光亚电影公司，成为二十年代出产最多默片的电影公司。[9]可见香港早于默片时代已以招股等融资方式筹集资金，可惜一场华洋冲突引致香港经济重创，令萌芽中的电影业再度停顿。
统计图一：香港默片产量一览
图二：位于现今天后的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外貌。
1925年5月，上海发生工潮，英籍巡捕镇压，因而演变成多人伤亡的流血事件，广州和香港两地的工会声援，引起省港大罢工，不少港人离港返广州，市面瘫痪。[10]电影制作停顿，部份已拍竣的电影也无法上映。[11]尽管事件于1926年已平息，香港电影院因有充足的外国和上海的默片放映，投资者不愿冒险投资，香港电影制作事业无法回复兴旺。[12]直到黎北海和利希慎成立的香港影片公司创业作《左慈戏曹》（1931）上映，才打破这僵局。香港影片公司后来加入在香港招股的联华影业公司，成为联华第三厂（又称联华港厂），成立联华演员养成所，培养香港电影业的人才，并让养成所学员参与拍摄联华港厂制作的《铁骨兰心》（1931）、《古寺鹃声》、《夜半枪声》（1932）（见图三）等几出默片。[13]可是要至一项电影技术突破的出现，才让香港电影业迈向第一个黄金时代。
图三：《夜半枪声》（1932）的主角吴楚帆和黄曼梨，吴楚帆（左）是联华养成所的学员，本片是他第一出主演的电影。
香港电影第一个黄金时代
1927年，荷里活华纳兄弟拍摄的《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终于让演员可以在银幕上唱歌和说话。这时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国产电影的制作中心，而国民政府实施统一语言的政策后，国内的有声电影皆以国语为主，但华南和海外的华人大多说广东话，最会做生意的广东人很清楚这是一个商机。
1933年是香港电影业的转捩点，本地和外地不约而同开始制作粤语片，使香港电影业踏入黄金时代。美国人唱爵士乐，国语片唱国语时代曲，广东人最喜爱的是看粤剧，而当时最红的大老倌是薛觉先和马师曾。薛觉先早于1925年已于上海成立了非非影片公司，自任经理、编剧、导演和演员，拍摄了默片《浪蝶》。1933年，薛觉先又到上海，上海最具生意眼的电影公司首推天一影片公司（下称天一）。天一有技术，薛觉先有观众，两者一拍即合，立即将薛氏的粤剧《白金龙》搬上银幕。《白金龙》是薛觉先取材自荷里活名人-拉斯基公司（Famous Players-Lasky Corporation）的《郡主与侍者》（The Grand Duchess and the Waiter，1926）（见图四）。[14]影片在广州、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美国等地均十分卖座。
图四：《郡主与侍者》（The Grand Duchess and the Waiter, 1926）1927年在皇后戏院上映时的宣传（《皇后电影》106期，1927年10月2日），此片故事成为创作粤剧、粤语片《白金龙》的蓝本。同样是1933年，曾参与过荷里活名导格里菲斯斯（D. W. Griffith）影片的关文清遇上也曾协助拍摄荷里活电影的美籍华侨赵树燊，二人也想筹拍一出粤语片，马师曾刚好在美国，本来是一时之选，但却碰上马师曾要回港，他们只好另觅人选。当时年轻的新靓就（即关德兴）和蝴蝶影刚巧正在美演出粤剧，关文清便为二人度身订造一个情侣故事《歌侣情潮》。片中有歌曲又有折子戏，正合粤语观众的口味。1933年完成后在三藩市上映，叫好叫座，1934年初在港公映也获得成功。[15]
香港的制作人亦不甘落后，黎北海和唐醒图开办的中华制造声默影片有限公司，开拍了局部有声电影《良心》（1933），但却于1933年9月20日先推出了全部有声的粤语片《傻仔洞房》。[16]其实广州1932年摄制的局部粤语歌唱声片《无敌情魔》，更早于1932年10月29日于香港的中央戏院公映（见图五）。[17]最猜不到的原来1933年还有一处有华侨的地方也摄制了粤语片，还是皇帝牵头要拍的！他就是爱好电影的泰皇郑光，他提供协助，由泰国华侨斥资，荷里活导演执导，采用美国器材收音，拍成了粤语片《湄江情浪》（见图六），据说影片不弱于上海或西片。10月10日在泰国曼谷首映，12月17日在港的中央戏院上映，后又在国内和星马上映。[18]
图五：在广州制作的华南首出局部粤语歌唱片《无敌情魔》（1932）在香港中央戏院公映的广告，片中有歌曲和广州名胜风景。（《华字日报》1932年10月29日）
图六：《湄江情浪》（1933）的剧照（Film Stories，2013，页1）人才汇聚与跨界合作作为南中国转口港和殖民地是香港的地理和政治优势，交通发达，各地人民可自由出入，华洋共处，对新媒体和新技术趋之若鹜。香港有无声电影制作经验，已有一批成熟的幕后导演如导演关文清、赵树燊、黄岱、黎北海等，也有知名的本地演员如吴楚帆、胡艺星、石友宇、黄曼梨、林妹妹、黎灼灼等，因此不少投资者选择了香港作为他们制作粤语片的试点。
上海是当时国产电影的制作中心，天一乘着《白金龙》的成功，逐步将制作基地从上海转移到香港[19]，撤离局势不稳和被业界排斥的上海，在港设厂摄制粤语片。除由掌舵人邵醉翁亲任导演外，《白金龙》的导演汤晓丹也受邀来港开展他的电影事业。不少在上海电影业工作的广东人也成为粤语片制作的中坚分子，如杨工良，他是受发明清贤式录音机的竺清贤邀请来港，为竺清贤创办的南粤影片公司任导演。[20]不只是广东人，亦有些上海导演受邀来港，如苏怡便是受粤剧红伶马师曾礼聘来港，替全球影片公司改编马的粤剧，搬上银幕。来自美国的华裔电影人也视香港为他们开创事业之地，如前述的关文清和赵树燊，与联华成立海外联华不果后，赵树燊于是在美招股创立了大观声片有限公司。还有在美监制《铁血芳魂》（1935，原名《心恨》）的伍锦霞，亦来港导演她的处女作《民族女英雄》（1937），成为香港首位女导演。
从事其他娱乐事业的本地多面手窥见有声电影的潜力，也纷纷加入粤语片的制作。早于1925年已开始任导演的陈皮因省港大罢工，本已转向唱片业发展，到三十年代终能再执导演筒。粤剧界的麦啸霞（画家、粤剧撰曲人）、南海十三郎（粤剧编剧）、报界的任护花等创作人也凭借一己之长成为电影导演和编剧。跨界的表演者更多不胜数，银幕上当然少不了粤剧名伶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谭兰卿等，薛马两位粤剧改革者更早于默片时代已认为电影这新媒体将会是戏剧界的未来，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进行探索，有声片年代，他们对粤语片的热情不减。歌坛方面，张月儿、小燕飞、徐柳仙、小明星也受邀出演电影，而唱片界的钱大叔更既在幕前演出，也在幕后做创作、策划等工作。[21]除了跨越界别参与电影的特性，女性电影工作者的参与亦是早期香港电影业较不少地方走得更前的现象。
女性电影工作者的参与早于香港第一出电影《庄子试妻》，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以饰演庄子妻子的婢女，而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电影演员。因此女性于香港电影伊始，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电影业持份者，部份女性电影工作者更不只参与幕前的演出，还跑到幕后担当不同的岗位。除了有上述已提及的美藉华人女导演伍锦霞外，还有从本地联华养成所培训出来的演员唐醒图，她自联华结束后，一而再地成立自己的公司，并任监制以圆她的电影梦。同样曾参与联华港厂演出的黎灼灼，则一再突破当时华人女性的传统，建立健美的形象。李绮年则企图摆脱命运枷锁，靠一己之力，逃出社会对基层和女性的压迫，更为解救水深火热的同胞，以电影明星的身份出钱出力参与爱国运动。当李绮年逃离婚姻的束缚之际，唐雪卿则与丈夫薛觉先相互合作、共创事业的同时，又能独立自主地建立自己的事业。尹海灵是少数从事电影创作的女性编剧和导演，她既能独自担任编导的工作，又与侯曜合作创作文艺和爱国的作品，同时又与洪仲豪一同打造票房神话的商业作品。这些女性电影工作者不只为广大的观众缔造电影的神话，对于当代女性而言，也为女性步向现代生活树立典范，本书接下来的文章会一一诉说这些女性电影工作者的奋斗故事。香港开放自由的空气，正好为电影业跨地域、跨界和突破性别限制的参与提供良好发展的土壤，正是香港电影业走向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多元化的创作走向广东人的特性是喜爱多样化，在三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片目内，不难找到不同的戏剧元素和古今中外不同类型的电影，上述1933年拍摄的第一批粤语片已能找出端倪。有声片跟默片最不同的地方是观众能现场听到表演者的声音，而粤剧、粤曲是当时最流行的娱乐，因此主演的红伶和有多少电影歌曲常成为为观众购票入场的考虑因素，不少粤语片不是粤剧改编，便是在片中加插粤剧折子戏或歌曲，直至六十年代末，粤语歌唱片和戏曲片仍是一个流行的电影类型。从《白金龙》、《傻仔洞房》可见喜剧是另一项重要的戏剧元素，因为电影较粤剧便宜，是不少劳苦大众和华侨排遣他们困苦生活的不安、恐惧和忧虑的娱乐之选[22]。从战前香港电影片目，我们还可以找到恐怖片、动作片、社会问题片、民间故事片、侦探片、抗战片等类型[23]，更有不少跨类型的影片出现。这样多元化的种类皆因当时的电影人不少是跨界创作或表演者，文本互涉亦是戏曲创作和粤文化的特色，以至有不少改编自各种艺术或媒体的电影。
粤语片在各地大受欢迎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广东电影人看准香港是殖民地，得到英国的庇护，民风较自由开放，电影人能享创作自由，可作多方面的尝试，纷纷来港拍电影，1935年粤语片已占绝大多数（见统计图二），但主要以独立制作为主，没有大财团或政府等庞大的财政后盾，得自负盈亏。因为香港本土市场较小，不足以回本，香港电影业一开始便要依靠海外市场，因此这些小公司主要制作迎合各地观众的娱乐片。改编自粤剧或借粤剧戏宝之名改编的电影，固然是最常见的改编电影，其实还有不少电影故事发掘自不同媒介：
古典小说：
《仕林祭塔》（1934，《白蛇传》）
舞台剧：《血洒金钱》（1936，改编自关文清的舞台剧）
新闻案件：《桃色血案》（1936，改编自香港一宗情杀案）
报刊连载：《沙漠之花》（1937，侯曜《工商晚报》的连载小说）
漫画：《广东王先生》（1937，取材自叶浅予的漫画《王先生》）
唱片歌曲：《口花花》（1937，张月儿的唱片曲）
歌坛歌曲：《多情燕子归》（1941，故事原自小明星的歌坛曲）
外国名着：《古国人妖》（1941，取材自名着《天方夜谭》）
外国电影：《七重天》（1940，改编自《七重天》［Seventh Heaven, 1927］）
统计图二：香港战前有声片产量一览由于这些改编电影的原着已有一定的知名度，有利于跨界宣传，特别适合以低成本、高效率为制作策略的香港电影业[24]，亦因如此香港电影业早于战前已具有多元化和快速回应市场的特性。虽然粤语片一片兴旺，但并非一帆风顺，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其实暗涌不断打击香港电影业。
香港电影烽火情香港电影业以商业出品为多，品质参差，部份作品不能符合当时的道德标准，被指为低俗，因此战前曾引发本地的教育和电影团体分别发起过两次的电影清洁运动。不只本土教育和电影团体，国民政府也以电影品质为由，作为在内地实行禁方言电影的一部份，以配合他们统一语言的国策。这政策不单没有击溃香港的粤语片制作，反而使香港成为方言电影的制作中心，但这也跟当时的局势有莫大的关系。1937年，八一三事变破坏了不少上海制片厂，因此国内的电影制作进一步迁移至香港。1938年，原在上海摄制的《貂蝉》移师香港完成，成为第一部香港制作的国语电影（见图七）。[25]早于1934年，香港已有抗战电影作品，但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战幔全面掀起，激发更多的抗日电影，当时称为国防电影。部份国防电影被保存下来，成为日后最多人关注和研究的战前香港电影。
图七：第一出在港完成的国语片《貂蝉》的广告。（《艺林》31期，1938年6月1日）低俗电影与电影清洁运动二十年代，上海曾出现过以电影特技制造超现实效果的神怪电影热潮，及后被国民政府禁映，其主要生产者天一将制作基地转移香港，同时也将这些大受欢迎的商业电影引进香港电影业。鉴于寓教于乐的传统，社会不少有志之士认为电影必须负起教化人民的作用，于是引起他们对神怪电影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关注，1935年香港华侨教育研究会发起香港第一次清洁运动，提倡拒看神怪电影，并邀请电影团体拍摄具质素的电影。[26]虽然这运动也引发了一些如《二世祖》、《广州一妇人》（1935）等具中国道德标准的教化电影，但娱乐片更符合片商的生意眼，是次民间自发的运动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
1939年，战火迫近，不少投机者再次大量拍摄各种形式的神怪片。1940年初南来的左翼影人以戏剧电影研究社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香港分会的名义，指责粤语片粗制滥造，提出第二次的清洁运动。由于战事迫近，业界和观众均无暇关心是次运动，因此运动亦引不起太大的反响，而这次运动也源于香港业界回应国民政府缓禁粤语片的承诺。由于战事迫近，业界和观众均无暇关心是次运动，因此运动亦引不起太大的反响。
禁方言电影与方言电影制作中心1936年，国民政府打着统一文化战线对抗外国势力「文化侵略」的旗号，订定国语为官方语言，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内容包括禁拍和禁映方言电影、神怪电影和淫猥电影。[27]此禁令使粤语电影顿时失去国内两广市场，香港电影业于是派代表与南京的官员进行斡旋，最终令禁令延期三年执行，暂时保住两广的电影市场，同时制作粤语和国语版本的电影，也提倡业界自律，拍摄具质素的影片。[28]
因香港是殖民地不在禁令之内，与各地市场也有紧密的接触，内地禁令令安南语电影（安南即现今的越南）[29]、厦语电影[30]等方言或外语电影更集中以香港作为制作或策划的基地，以解决他们未有电影制作技术的困难，但部份方言电影只供当地放映，也不一定在香港摄制，演员也不一定是香港演员，港方主要负责提供人才和器材，香港观众不一定有机会看到这些制作。作为英国殖民地，香港有不少能操流利英语的演员，部份国粤语影片因此也同时计划拍摄英语版本，作为向外国推广东方文化和宣扬民族和平的工具，可惜这些英语版本的电影最终没有完成[31]，香港便落入日本人的手。
战幔掀起与国防电影日本侵华牵引着各地华人的爱国情绪，早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已开始攻占中国东北，已开始有黄岱改编自霍然的舞台剧《不堪重赌旧征袍》的默片《战地归来》（1934），影片的外景更是来自战区的片段[32]，与及曾一度在港被禁的关文清的粤语片《生命线》（1935）[33]等抗战电影。1936年，国内左翼影人已提出国防电影的概念，以电影作为教育民众民族意识的工具。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日，继而1938年8月上海受袭，10月广州沦陷，战火迫近眉睫，随即引发香港国防电影的热潮。本地影人策划的有关文清的《边防血泪》（1937）、《公敌》（1938）、竺清贤的《重见天日》（1938）、侯曜的《太平洋上的风云》、《叱吒风云》（1938）等，还有南华电影界为抗战筹款的《最后关头》（1938）。1937年，一批在上海策划过多部国防电影的左翼影人司徒慧敏、蔡楚生、夏衍等特地南来，在港策划和摄制了《血溅宝山城》（1938）、《白云故乡》（1940）、《游击进行曲》（1941，又名《正气歌》）等国防电影。这些国防电影不少资金是来自本地和海外热心的华侨，可是电影毕竟是一项娱乐，有心者则以寓教于乐为本，但对某些人来说，电影只是商品，国防电影受欢迎后，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防电影也趁机混水摸鱼，令国防电影热潮不久便退却，换来的是乱世中较受欢迎的神怪电影和低成本的民间故事。
图八：广告称有飞机大炮、坦克、机枪和万人军队场面的电影《大战之前夜》（1937）。（《华侨日报》1937年2月24日）1939年是战前香港电影业的高峰期，首次年产超过一百部电影（见统计图二），但这只是战前的一片浮华景象，因为日军已一直南下。1939年9月3日，英国正式向德国宣战，日本是德国的盟友，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保护罩」随即打开，港人恐日军随时入侵，投机者作最后的搜括便卷席离场，部份爱国人士则返回内地投入抗战之列，当中包括不少电影工作者。因此电影制作数量回落，小成本的民间故事最受欢迎，但无情的战火将这片小小的电影制作安全地带也摧毁。1941年平安夜，日军进攻香港，香港电影制作基本上中止，直至光复后才能重新振作起来。
只计算曾在香港公映的本港制作，未有计算已摄制，但没有机会在香港公映的电影。 ↑
局部有声的粤语片作粤语片计算。 ↑
包括1941年摄制，但1947年公映的《苦凤莺怜》。 ↑
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页111。 ↑
罗卡：〈再论香港电影的起源――探研布拉斯基、万维沙、黎氏兄弟以及早期香港电影研究的一些问题〉，《中国电影溯源》。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11，页34-36。 ↑
1912年幻游火车曾来香港演出，但1914年幻游火车有否重来港存疑，详情参见注5，页40。 ↑
同注5，页37。 ↑
罗卡、黎锡编：《黎民伟：人．时代．电影》。香港：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页28。 ↑
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一）――默片时代：1896年 – 1929年》。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6，页147；黄淑娴、郭静宁编：《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1914-1941）》（增订本）。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20，页3、4。 ↑
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一）》，页147。 ↑
导演陈皮在二十年代曾拍摄影片《艳福难消》，影片拍摄完成后，因遇上省港大罢工，影片一直未能放映（见〈陈皮一生在艺术界〉，《艺林》63期，1939年1月1日）。 ↑
怀吉：〈香港影业之悲观〉，《银光》第二期，1927年正月1日，页1（载于卫春秋编：《中国早期电影画刊》（十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页87）。 ↑
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二）――三十年代：1930年 – 1939年》。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7，页19-23。 ↑
罗丽：〈亦伶亦星与电影互动：略谈薛觉先的电影实践活动〉，《真善美：薛觉先艺术人生：纪念粤剧「万能老倌」薛觉先诞辰一百零五周年暨广东八和会馆创建一百二十周年》。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2009，页75。 ↑
香港电影资料馆：《汤晓丹访问》。2002年1月13日；罗卡：《香港电影――点与线》。香港：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2006，页29。 ↑
同注13，页61。 ↑
感谢蒲锋先生指出1932年广州拍摄了局部有声粤语片《无敌情魔》，可参见此片在港公映时的《华字日报》1932年10月29日广告（见图五）。 ↑
Chearavanont, C. (2013). Film stories. Hong Kong: H. M. On, pp. 1-6. ↑
珠玑：〈上海天一公司迁港 开拍白驹荣主演之「泣荆花」〉，《新电视》379期，1981，页36。 ↑
郑孟霞主持：《戏剧生涯：杨工良》（录音节目）。香港：丽的呼声电台，1964。 ↑
吴月华：〈城市创意：粤曲、粤剧与新媒体的跨界互动〉，《香港音乐的前世今生——香港早期音乐发展历程（1930s-1950s）》。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页342、343。 ↑
关于粤语片于海外华侨的作用可见罗卡、法兰宾：《香港电影跨文化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页187。 ↑
恐怖片、侦探片可参见本书〈乱世中的恐惧：恐怖电影的潮起潮落〉和〈生不逢时的侦探电影〉。 ↑
关于低成本、高效率为香港电影制作策略的详情可参见吴月华：〈重访战前香港电影业〉，《中国早期电影研究（下）》。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页57、58。 ↑
〈貂蝉在香港拍成〉，《艺林》23期，1938年2月1日。 ↑
同注13，页116。 ↑
Xiao, Z. (1999). Constructing a new national culture: Film censorship and the issues of Cantonese dialect, superstition, and sex in the Nanjing decade. In Zhang Y. (Ed.),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1922-1943 (pp. 184-199).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83. ↑
经粤语电影界与国民政府多番磋商和斡旋，国民政府终决定延期三年执行，但因中日战争爆发，此禁令最终并没有执行。禁令与协商的详情可参阅电影期刊《伶星》194、205、207、208期和《艺林》8至10期。禁令的讨论和对粤语电影的影响可参阅傅葆石的《双城故事》（页108-110）。广东与香港联盟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角力可参见注27，页184-190。 ↑
早于1933年，粤籍导演黄岱已在越南拍摄只附越南字幕的默片《落花飞絮》（1933）（此片和港人到越南参与拍摄越南电影的详情参见注22，页186、204、205）。此外，南粤曾替越南联合影业公司在港摄制越语电影《风雨之夜》，亦自行摄制越南语电影《鬼域》，剧本由安南提供，分镜编正等工作由谭君啸安排，陈皮则负责执导。越南方面，更一度邀请南粤往越南设分厂制作越语电影（参见陈皮：〈我导演安南声片「鬼域」的感想〉，《南粤》1938年No. 5；〈各地方言片此时之作用更大 安南语片之处女产〉，《伶星》1938年218期，页9；〈陈皮导演安南影片〉，《艺林》22期，1938年1月5日；〈南粤公司在越南设分厂〉，《艺林》27期，1938年4月1日）。 ↑
1939年，南粤在菲律宾设分厂，摄制厦语片《戏经》（〈南粤公司菲律宾分厂成立〉，《南粤》1939年No. 3；注13，页109）。 ↑
1939年，电影期刊《艺林》曾刊登过英语电影《人类的呼声》开镜（52期）和筹拍《西厢记》（51、52、54、55期）的报导，亦刊登过《杨贵妃》的广告（54期）。《杨贵妃》是南粤与上海影人张善琨主持的新华影业公司的合拍片，但这几部影片并没在港公映的资料，原因可能是这几部影片并没有完成或上映。 ↑
黄淑娴、郭静宁编，《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1914-1941）》（增订本），页8。 ↑
同注32，页20。 ↑